食品历史 乌龙茶树的百年漂流从品质下降到出口成功

author
0 minutes, 6 seconds Read

乌龙茶树从闽南移植到台湾北部,从中央山脉修剪到滇西北高原。 现在又会漂到哪里呢? 本系列分为三个部分。 作者在探索茶人和乌龙茶故事的同时,也在探索自己流离失所的故乡。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废除公共服务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自由贸易。 1843年厦门开埠,次年福州开市。 1850 年代,这两个港口的茶叶出口呈线性增长。 至1859年,福州茶叶出口量居各商港之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南京条约》,增开台湾淡水等通商口岸,并聘请英国人协助管理中国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部门。 先后设立福州、厦门、虎尾(徐)海关、税务部门,专门管理对外船舶贸易和征收涉外税款。

1861年,25岁的英国驻厦门副领事罗伯特·斯温霍被派往台湾,担任首任领事。 何贤出生于印度殖民地加尔各答。 18岁时,他到厦门领事馆担任翻译。 他的身份在外交官和博物学家之间穿梭。 此前他曾两次到台湾考察。 22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厦门动物相部》。

何贤考察了淡水周边分散的茶园,并撰写领事报告称,台湾北部气候比闽北温暖,茶叶产季比福建早。 可以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茶树品种,且茶叶产区靠近出口港,交通便利。 荀和还把台湾茶叶的样品送去三位英国品茶师鉴定,他们的评价是“茶的味道很好,但制茶和包装方法很粗糙”。

比羲和小两岁的苏格兰人约翰·多德(John Dodd)也来到台湾,在香港的英国商人登特公司(Dent & Co.)担任货物主管和代理人,从事台湾沿海的樟脑采购贸易。 。 杜德此前曾在点地洋行工作了10年,身份在商人和探险家之间穿梭。 1864年,杜德成为彼安地洋行在淡水的代理。 早在1850年代初期,点地洋行和怡和洋行就在台湾开展半正规贸易,输出樟脑,进口鸦片。 两家公司合作垄断了台湾的樟脑和鸦片贸易。 杜都德迁居淡水后不久,清政府就宣布禁止外国商人在台湾通商口岸以外从事贸易。 终止台湾沿海非通商口岸樟脑专营业务。 当杜杜德转而调查台湾北部的自然资源时,意外发现了台湾茶的秘密。 潜力(Dude,1895 年,福尔摩沙,苏格兰地理杂志):

“1865年勘察樟树林地区时,无意中发现了10至12英尺高的肉桂树和野生茶树。经过询问,我发现在鸡笼和艋舺,以及在艋舺西南地区园子里有农民种植了少量,茶叶主要供国内消费,我把能拿到的茶叶都买了,发现这些茶叶在澳门市场上可以卖个好价钱,所以我立即通过买办(李春生)向农民贷款,让他们扩大种植,另外,我还从厦门进口茶树枝。

台湾茶叶首次成功出口。 杜德与美国商人建立了茶叶转销美国的渠道。 1866年,他通过手下买办厦门人李春生,将茶树从福建安溪引入淡水河流域,交给农民补种。 ,扩大茶叶种植规模,开始在淡水经营台湾乌龙茶业务。

1867年,多德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Dodd & Co.),用他的老雇主Bian Di Yang & Co.的中文名称“宝顺洋行”,投资建立了一家茶厂,并成为与扁弟齐名的怡和公司原淡水公司。 代理经纪人。 杜德逐步建立了北台湾茶叶收购制度和台湾茶叶品质分级制度。 他将茶样送到怡和福州分公司检验分级,将台湾乌龙茶分为极品、精选、极品、一般、普通等不同等级。

台湾茶叶首先在当地粗炒,装在竹笼中,然后用帆船运往厦门。 它在茶厂进行精细烘焙和包装,然后运往美国或其他港口出口。 当时的艋舺地处大成坎河、新店河、淡水河交汇处,是台湾北部的商业中心。 当地谚语“一城二鹿三猛嘎”意思是:猛嘎是继台南、鹿港之后的第三座城市。 三大港口城市。

1868年,杜德在艋舺租屋兴办茶厂的计划遭到阻挠,当地商人中掀起了反英风潮。 他被迫搬到艋舺以北淡水河畔的大稻埕,办茶厂。 从厦门、福州请来熟练的制茶工人,现场烘焙、精制台湾乌龙茶。 这标志着福州、厦门口岸原有垄断的乌龙茶生产加工权部分转移至台湾淡水口岸,为台湾茶叶在国际市场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系统最重要的基础。

在杜德的管理下,台湾茶叶出口量从1866年的1,359担、1867年的2,030担、1868年的3,961担,增加到1869年的5,469担,成为淡水港最引人注目的商品。 1869年,三年前引进的安溪茶苗很可能已经成熟。 这家伙雇了一艘船从台湾北部运送 2,131 担(284,133 磅)茶叶。 首次以福尔摩沙安龙茶为商品名直航纽约。 结果在美国市场非常受欢迎。 当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通车以及美国东西高铁的建成,也大幅降低了台湾茶叶直接运往纽约市场的成本。

杜德台茶出口空前成功,吸引了颐和、德记、水鹿、和记等英国客商以及福州、厦门客商前来参与。 茶园面积大幅增加,北台湾茶业进入繁荣竞争时期。 为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商机。 每到制茶季节,大稻埕的茶厂都会雇佣大量女工。 那时的女性通常只在家做家务,外出打工赚钱的机会很少。 他们坐在大稻埕店外的走廊下,一边采茶一边聊天。 乌龙茶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幸福叶”。 1870年淡水港出口茶叶10540公担,每公担均价增至30银元。

台湾茶叶在清朝一跃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产品,创造了台湾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繁荣。 大稻埕的崛起,让台北取代台南成为未来台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杜德因此被誉为台湾乌龙茶之父。 经商之余,他还曾两次担任美国驻淡水副领事、荷兰驻台湾副领事、香港《马来西亚报》记者等职务。 他还在《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杂志》旅行报告中发表多篇有关台湾高山原住民的文章。 李春生离开宝顺对外贸易公司后,从事茶叶出口,进而投资房地产,赚取巨额利润,成为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创始人。

台湾乌龙茶_乌龙茶台湾本地品牌_乌龙茶台湾冻顶/

2019年,台湾北部坪林茶区。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台湾乌龙茶_乌龙茶台湾冻顶_乌龙茶台湾本地品牌/

约翰·多德

乌龙茶台湾冻顶_乌龙茶台湾本地品牌_台湾乌龙茶/

杜德1888年所著《泡茶西行造反——台湾清法战争外文笔记》中译本

台湾乌龙茶_乌龙茶台湾冻顶_乌龙茶台湾本地品牌/

2019,李春生纪念堂,大稻埕,台北

当台湾茶凭借精选树种、新茶树和精细加工技术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时,其故乡福建的乌龙茶却受到过高的税收和低质量低价格的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与小刀会之间的战争,阻断了武夷茶运往上海以及福建茶区运往厦门、广州的贸易路线。 口岸茶叶市场的低价抢货,加上原产地茶叶价格高昂,使得茶商竞相抛售,导致茶叶选品不佳。 细看,包装时添加了茶粉,增加了重量,茶叶的品质不断下降。

1677年至1679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RB穆尔黑德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福建茶农缺乏科学种植,导致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逐年恶化。 随后。 随着印度、缅甸和马来半岛茶叶生产的发展,中国将发现自己失去了这一庞大贸易的一部分。 印度茶的养护更仔细,制作更诚实。”“几年前,厦门口岸的茶叶贸易遇到了来自日本和台湾茶叶的激烈竞争。 据说,日本茶一直都是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口味。”

到了1880年代,由于茶叶质量较差,市场价格无法与其他产茶国的茶叶竞争。 福州港茶叶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减少,厦门由原来的地产茶叶出口口岸转变为台湾茶叶转口口岸。 日本对美国的茶叶出口继续翻倍。 原因不仅在于其茶叶出口税不到中国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它精心培育并使用新型精炼机械。

当时,几乎所有的福州海关税务部门和厦门海关税务部门都在报告中不厌其烦地分析了福建茶叶衰落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原因,但没有人将其归咎于植物猎人罗伯特的盗窃行为。财富。 中国的茶树品种,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主导世界茶叶市场的力量。

福建、台湾的茶叶产区位于北温带。 东南季风从太平洋带来丰富的水汽。 同时,气温、降雨量适中。 茶树的生长可以避免过热和严寒。 台湾北部和中部的丘陵土地大多呈酸性,富含有机质。 下层土壤含铁质至砾质粘土,排水良好,有利于茶树种植,可一年四熟。 据连衡所著的《台湾通志》记载,1810年,福建茶商柯超从厦门将茶树带到台湾,并在基隆河上游成功种植。 从茶树品种来看,很可能是原产于安溪、同安、长泰三县交界处的高大叶型乌龙茶。 也有传说,南投县鹿谷人林凤池于1855年将福建武夷山乌龙茶苗移栽至洞顶山。1896年,张乃庙、张乃谦兄弟从大坪带来了红心铁观音茶苗。 、安溪至木栅张湖进行种植。 。

早在杜德经营台湾乌龙茶的时代,时任厦门海关税务署的乔治休斯就在海关年报中指出,该地区最好的茶叶产自安溪,而安溪恰巧在25年纬度118度,东经118度,东经119度。 度之间。 最适宜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是北纬23-25度、东经115-122度之间。 19世纪末前往台湾地理考察的法国调查家雷金纳德·卡恩也提出,北纬24度至25度之间的狭长地带适宜种植茶叶。

幸运的是,台湾北部与福建安溪处于同一纬度。

(作者徐鲁是生产技术史学家、社会学家。感谢贾浩、陈子阳协助检索资料)

参考: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着,京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晚清台湾海关史料(1867-1895)》,黄福三、林满红、翁家寅合编,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1997年出版。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着,鹭江出版社,1990年出版。

《福建文史资料》第十卷(《福建海关史料》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印,1985年。

《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陈赐予着,《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82年。

中法战争期间福尔摩沙北部一名被封锁居民的日记,1884 年 5 月。 约翰·多德,印刷供私人流通。 香港:《每日报》社,1888年。最初连载于香港每日报。

福尔摩沙。 约翰·多德,苏格兰地理杂志 11 (1895):553-570。

黄松文,《清朝开台前后(1850-1870)英商杜德与宝顺洋商的崛起》,硕士论文,苏州大学历史系,2012年。

《看19世纪的台湾——14位西方旅人的福尔摩沙故事》,费德连、罗晓德编着,如是出版社2006年出版。

《福尔摩沙调查报告》,卡恩着,郑顺德译,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2001年出版。

《李春生自传》,国立历史博物馆台湾档案馆藏,明治二十八年台湾总督府公文汇编,B型永久保存卷2,官规官职8,李春生与顾显容旭勋的公文。

《台湾工业考察》,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工业司、金城书院印刷所编,1896年出版。

Similar Posts